回到自己办公室，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布兜，装了两瓶西凤酒、两条中华烟，拎著出了门，往工业局家属区走。
工业局家属区在县委大院东边，隔了两条街，走路十几分钟。武惠良沿著街走，街上没什么人，供销社门口排著几个人，大概是买酱油醋的。一个老大爷推著自行车从对面过来，车后座上绑著一捆葱，葱叶子在风里甩来甩去。
一路上，武惠良回想著今年回黄原过节的经歷，苦笑连连。他是48年生人，今年也有26岁了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，属於“大龄青年”。
现在又是原西县委常委、县革委会副主任，还单身未婚，绝非小事，而是实打实的政治短板。这不仅是个人问题，更是组织考察、仕途晋升、群眾威信的三重阻碍。
组织晋升考察时，属於“政治不成熟”的硬伤。家庭是政治稳定的標誌。对於政治上有作为的武惠良来说。
不成家 等於 不成熟 等於不可靠 等於不提拔。
这不是他个人的选择困境，而是时代规则的碾压。
他现在到了必须结婚阶段，不是为了爱情，是为了更进一步、堵住悠悠眾口、拿到晋升的入场券。
他是正月初二从原西回黄原家里过节，本是闔家团圆的日子，可家里气氛有点压抑。
在饭桌上，饭吃到一半，他父亲武德全终於开口了：“惠良，你都二十六了，如今在县里当领导，不成家，就是政治上不成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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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话说得直，像他爹一贯的风格。武惠良放下筷子，听著。
他爹眉头皱得紧紧的：“组织上提拔干部，不光看工作能力，家庭稳定也是硬槓槓。你要是一直单著，以后再往上走，组织上都不会优先考虑。”
他妈在旁边帮腔：“你爹说得对，你看看跟你一般大的，哪个没成家？你表哥比你小两岁，孩子都会跑了。”
武惠良没吭声，低头扒饭。他不是不想解释，是解释不了。难道跟他爹说，不是我不想成家，是心里那道伤，还没痊癒。那伤，是杜丽丽所伤。更何况，他工作这么忙，哪有时间重新谈恋爱。
杜丽丽是武惠良从前的念想，是他单调生活里最鲜活的一抹亮色。她爱读诗，爱听苏联歌曲，眼里总盛著不切实际的浪漫，张口闭口都是精神世界、自由理想。
他去原西调研时，遇上杜丽丽，被她的新潮、她的思想解放深深吸引，觉得她是这沉闷岁月里独一份的光。
可到头来，这光却灼得他遍体鳞伤——她终究是耽於浪漫的人，精神至上的执念，是她轻易背弃了两人的感情，他不理解她所谓的“灵魂契合”。
他现在把心思全扑在工作上，从地区团委调到原西县，一步步走到县委常委，副处级的位置。可在父母眼里，事业再顺，不成家，就是缺憾，就是“不成熟”。
正月初三一早，他妈就把他的衣裳收拾好了，让他穿那件藏青色的中山装，说穿得周正些。他被领著去见了第一个相亲对象——地区计委副主任的女儿。
姑娘姓孙，叫孙秀英，戴著副细框眼镜，说话声音轻轻的，文文静静的。两人被安排坐在客厅里，大人们在隔壁房间说话，留他们两个单独谈。
孙秀英先开了口，问他原西县怎么样，工作忙不忙。他一一回答了，客客气气的。
然后孙秀英说起她最近在读的诗集，说喜欢徐志摩，喜欢那种自由奔放的感情，还说人应该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，不能被世俗的婚姻束缚。
他听著，耳朵里嗡嗡响。这些话太熟悉了，熟悉得让他心里发紧。
杜丽丽当年也是这么说的，一模一样的话，一模一样的腔调。
孙秀英继续说，她觉得小县城太闭塞了，思想也保守，她以后肯定要调回地区，如果两个人在一起，他现在就要考虑这事，她可不想去原西住……。
他笑了笑，没接话。后来怎么散的，他记不太清了，只记得出门的时候，他妈问他怎么样，他说不合適。
初五又见了一个，地区教育局科长的侄女，姓马，叫马小玲。这姑娘比孙秀英还活泼，敢说敢笑，一见面就问他：“武主任，你是不是被家里逼著来相亲的？”
他愣了一下，说：“也算是吧。”
马小玲笑了，说：“我也是。我觉得婚姻这种事，不应该被安排，两个人得有共同的精神追求才行。你看现在社会在变化，人的思想也得解放，不能老守著老一套。”
他看著她，眼前浮现的却是杜丽丽的脸。那年他刚认识杜丽丽的时候，她也是这么笑的，眼睛里全是光，说起精神世界、说起自由理想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在发光。可后来呢？那光把他灼得遍体鳞伤。
马小玲见他走神，叫了他一声：“惠良……？”
他回过神来，勉强笑了笑，说：“你说得对。”
这场相亲也没成。
接下来几天，相亲一场接一场。师范学校的女教师、地区医院的护士、財政局副局长的女儿……都是干部家庭的姑娘，模样周正，家境般配。
可她们身上，或多或少都有杜丽丽的影子——爱浪漫、重精神、观念新潮、思想解放。她们不用为生计发愁，但也嚮往的是精神自由。
他不是觉得她们不好，是怕了。怕再遇上一个耽於浪漫的人，怕再经歷一次精神至上带来的背叛。
杜丽丽当年跟他说的最多一句话是：“惠良，我需要的是灵魂的共鸣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