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27章 开天闢地，九州翻页（求月票）
整个垂拱殿內，一阵死寂。
群臣们表情各异，或是紧紧皱眉，或是摇头嘆息，每个人的表情皆是复杂万分。
虽然此事明面上来看对他们百利而无一害。
毕竟限制了皇权。
那就註定了权力要向下倾斜，他们这些人无论怎么样也都能分到一杯羹。
可事实又岂会是这么简单的？
首先，是对“未知规则”的恐惧。
旧有的朝堂运作，儘管有党爭、有倾轧，但规则是相对“熟悉”的一依附权臣、结党营私、揣摩上意、利用信息差、依靠地域或师门纽带————
这些是他们经营多年、赖以生存甚至飞黄腾达的“技艺”。
而顾暉所设的“內阁”，其入选机制、运作流程、权力边界、皆是一套全新的、未曾验证过的陌生体系。
在这套体系下，他们过往的经验、人脉、甚至“站队”的智慧，很可能大半失效。
他们自然是会感觉到不適。
在场的可都是老狐狸。
有些东西虽然看起来十分诱人，但相比於已经握在手里的还是差上了不少。
这是他们所有人都明白的道理。
其次，便是对於利益的担忧。
在他们看来，皇权被制度化分割和制约，並不意味著权力就会“雨露均沾”地落到每个官员头上。
相反，这套精心设计的制度，很可能意味著权力將向少数符合新標准的人集中，並通过“內阁”这个枢纽进行有序分配。
那些依靠血缘、联姻、地缘等旧纽带维繫的地方豪族代言人；
那些擅长清谈、诗赋而非实务的旧文官体系精英；
那些在战乱或新旧交替中通过不那么光彩手段攫取利益的侥倖者，都有可能在这套强调效率、透明、制衡的新体系中被边缘化，甚至被清洗。
“察访使”可直达天听，“通政司”挡住渠道。
这等於在他们赖以藏身的“层层压迫”结构的上下两端，同时打开了缺口。
再者，还有身份的转变。
在旧体系中，一个官员的升迁贬黜，虽然复杂，但总有脉络可循，总有权贵可依，总有派系可属。
但在“內阁”与“通政司”构成的新框架下，忠诚的定义可能不再仅仅是忠於某个具体的人，因为四方利益相互牵制。
而是要忠於这套制度、忠於“国事”、甚至可能首先要忠於顾暉所代表的“革新”理念。
他们以往赖以自保或进取的立场，瞬间变得模糊而危险。
支持新政？
当然要支持，但如何支持才能在新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？
举荐入阁人选？
该举荐谁？
是举荐公认的干才，还是举荐自己派系的盟友？
举荐后者，会不会被顾暉和御史台视为结党营私？举荐前者，会不会削弱己方力量？
这一切都是问题。
当然，这一系列的制度之下自然不可能是只有这些问题。
只不过因为时间太短，这些人还未曾想到罢了。
但光凭著这些问题却也已经足够了！
整个殿內一片死寂。
而顾暉也並未心急，就这样默默地看著眾人，表情从始至终都未曾有过什么改变。
就这样过了良久之后，前参知政事李纲深深嘆了口气，这才躬身开口：“太傅深谋远虑，欲立万世不易之制，老臣钦佩。”
“然，老臣愚钝，於这“內阁”之制，尚有数处不明，伏请太傅示下。”
他措辞极为谨慎，“其一，內阁大学士，位同太傅，权责甚重。”
“然其入选，既有朝推，又有台諫察核，最终钦点。”
“若朝推之眾议，与台諫之察核，或与————与上意相左，当以何者为先？”
“恐生爭执，延误国事啊。”
他问的是决策机制可能存在的矛盾，实则担忧未来的权力斗爭將更加复杂难测，自己这类“清流”若在“朝推”中无人支持，即便台諫认可，也难以上位。
李纲话音刚落，这话茬也是立刻被打了开来。
当下，便立刻有人再次开口：“下官亦有疑问。”
“內阁既为常设议政之所，日常政务协调各部，则与原有六部职权如何划分？”
“譬如户部钱粮调拨、兵部武备整飭，若內阁有所议定，而六部堂官以为不妥，是听內阁之议，还是容六部申辩？”
“若事事皆需內阁议决，则六部几同虚设；”
“若內阁之议常被六部掣肘，则內阁权威何在？”
“其间分寸，恐需明晰。”
他点出了新旧机构职权可能重叠衝突的核心问题，这关係到无数中高层官员的实际权柄和晋升渠道。
接著，侍御史张浚也小心翼翼地开口：“太傅设立內阁，本意为集思广益，避免偏听。”
“然，內阁大学士人数有限，若其人选长期固定，或虽定期更换，然换汤不换药，久而久之，是否可能形成新的、更为牢固的小圈子”？”
“其议政是否真能代表朝野多方意见？”
“通政司虽可上达民情，然最终票擬决策，仍在阁臣之手。”
“下官非是质疑，实是忧虑共治”之美意，或因人性之私而走样。”
“不知太傅可有预防之策？”
一声声的话音不断响起。
这些人自是不敢直接拒绝顾暉的提议。
且不说新君之位未定，就算没有这事，他们也绝对不敢冒犯如今的顾暉。
没办法，谁让顾暉手中仍旧握著兵权？
岳飞如今可正在率领精锐四处剿匪，整个江南，乃至於整个天下的兵马如今全都在顾暉的掌控之下。
这种人是能够翻天的。
他们自是不敢明著抗议。
听著这一声声的问题，顾暉自是明白他们的心思，不过倒也没有多说些什么，扯什么阴谋诡计，而是正面回答了起来：“诸公所虑，皆在情理之中。”
“新政如大匠营室，非一蹴而就，细则章程，確需明晰。”
他的声音不高，却带著一种不容置辩的穿透力，压下了殿中所有细微的杂音。
他首先看向李纲：“李公所问，內阁入选，朝推、台諫、钦点三者孰先？”
“此非定序，而为制衡。”
“朝推以聚公议，台諫以察私弊，最终钦点，乃权衡二者，並考量才干、平衡、时需而定。”
“若朝推公正，台諫无察，则公议优先；”
“若台諫察有確凿私弊，虽公议亦当驳回；”
“若二者相持不下，或时势需特殊之才，则钦点权宜裁定。”
“其本意，在集眾智、防壅蔽、择贤能，非为定一死板次序而生爭执。”
“具体爭议，可由御史台、吏部及宗正寺共议章程，报备存档，务求程序公正，过程透明。”
接著，他转向提出六部与內阁职权划分的官员：“陈副使之问，切中肯綮。”
“內阁非替代六部，而为协调、议决重大战略方向与跨部事务。”
“譬如漕海运贸总体规划、全国赋税预算、重大战和之议、重要人事任免原则，此等关乎全局者，由內阁议定框架，形成旨意或律令草案。”
“具体执行—一钱粮如何调拨、武备如何製造配发、河道如何分段疏浚仍是六部职责。”
“六部堂官若对內阁框架性议决有异，可在內阁会议时直言，亦可形成专疏，经通政司直呈御前並抄送內阁复议。”
“內阁之权威，不在事事决断，而在议定之策合乎大局、经得起辩驳；”
“六部之权责，亦非虚设，而在精熟本职、高效落实。”
“二者应是相辅相成，而非彼此掣肘。”
“具体权责清单，可由內阁初立后，会同六部尚书详细擬定，明颁天下。”
相比於在场眾人，顾暉自是早已对这一套制度了如指掌。
同样的。
为了能够使这项制度彻底铺开，他也需要来向眾人解释这其中的种种问题。
他確实是有才能。
但涉及一国之政，绝非是一个人的能力能够直接解决的。
且最关键的是一如今他所做的一切与以往的惯例完全不同。
换句话来说，这就是开天闢地之事。
就亦如昔年始皇登基一般。
为整个九州的来日定下章程。
这种事所面临到的风波，以及种种问题都需要隨著时间而一点点的解决。
软刀子，硬刀子都要用。
这也是顾暉握著兵权、以及迟迟未曾决定新君之位的根本原因。
垂拱殿內。
唯有顾暉那清朗的声音不断响起。
看著顾暉那严肃的表情，听著他的那一声声解释，群臣的表情不由得更加复杂了起来。
一个个大臣，你看著我看著你，其中甚至还包括了一些赵宋宗师。
在场其中，其实他们才是最抗拒新政之人。
没办法，这可是在限制皇权。
此事之后这天下到底还是不是他们赵家的，这一点没有人敢去深思。
可他们又岂敢多说些什么？
说白了，他们没资格。
若非是顾暉的话，他们赵宋之天下，如今怕不是早就已经亡了。
这才是其中根本，他们又能多说些什么？
至於那些大臣们则更是如此了。
在明知道不可能抵抗顾暉的情况之下，纵使他们心中有再多的抗拒之意，但也只能將其压了下来，又沉默了一会儿后，只能相继点头称是。
他们没法拒绝！
一大局，就在这种情况之下被定了下来。
当然，说是如此。
但具体执行起来自然不可能是这么简单的。
尤其是以当前的信息传播速度而言，这一切更是一件麻烦事。
但这同样不妨碍自中枢开始的改制。
当然，这也並非是要直接指定內阁。
虽然顾暉如今是有著这般的声望在，但既然已经定下了规矩，那就要保证一定的程序正义！
这是避免后世之人有可乘之机！
当然，在次之前自是要决定那悬而未决的天子之位！
而事情的发展也不出顾易得预料。
顾暉早就已经有了具体的人选。
此人乃是赵匡胤次子，燕懿王赵德昭之七世孙，赵伯琮。
对於这个选择，顾易是既有些意外也是並不意外。
因为这赵伯琮出身於巨鹿学院。
这与原本歷史有著根本的不同。
在原本歷史之中，在太宗即位后这赵德昭一脉的处境便十分微妙，最终因北伐失利时遭太宗严词斥责，惶恐自刎而死，其死因在官方记载与民间野史中皆留下重重疑云。
但如今之发展则完全不同，因为赵光义被顾氏给按了下去。
当然，顾暉选择此人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因为顾氏。
主要还是因为其身份所涉及到的利益集团较少，且为人还算不错。
其父赵子偁，袭封秀安僖王。
虽然是身为宗室。
但却亦是因为血脉的逐渐疏远，而渐渐失势。
而这也註定了赵伯踪的性格以及他的处境。
这才是顾暉最为在意的点。
所谓的才能不错，也並非是说他有过人的文韜武略或惊世之才，而是指他在其特殊的出身与经歷下，所形成的一种“清醒的平庸”或“务实的本分”。
这对於当今的大宋而言，就已经足够了！
而对於顾暉所做出得这个决定，各方势力自是各有看法。
可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？
造反？
且不说別的，以如今的局势而言，就算顾暉將刀递到他们的手里，他们都没有这个胆子！
而隨著此事正式確定。
祭祖完毕，新君登基，改元换代。
整个九州亦是再次迎来了全新的篇章！..
“大宋绍兴后期，顾暉主导推行的“內阁—漕海—察访”新政体系，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后期一次具有根本性、系统性的制度重建与社会整合尝试。
其通过设立“內阁”分割並制度化皇权、建立“漕海总制司”掌控国家经济命脉、创设“察访使”与“通政司”打破基层信息垄断与压迫链条，构建了一套旨在实现权力制衡、经济统合、信息通达的全新治理框架。
这场自上而下的制度革命，不仅重塑了中枢权力运行模式，更深刻触动了延续千年的“皇权—官僚—地方豪强”共生结构。
它首次在国家层面，將决策机制从依赖於君主个人意志与权臣博弈，部分转向依赖於固定程序、多方协商与制度制衡；
將最重要的財政收入渠道从地方利益集团的盘剥中剥离，收归中央统筹並明確分配用於公共建设与国防；
更试图建立一条绕过传统官僚层级的、直达民间与高层的监督与信息通道，直接挑战了“天高皇帝远”的治理困境。
新政的推行，客观上加速了社会意识从“忠於一姓一朝”向“认同制度与公共之责”的潜在转变。
於九州而言—
此举无异於开天闢地。
，《人教版歷史课本·九年级上册（晚期帝制时代的社会变革单元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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